走马楼简牍所见官文书中，有一件木牍《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吏许迪删用余米事》，最后左上部有一浓墨草书，胡平生先生释为“曹”字，并称该字“应为长沙郡有关曹府收到后所批”（胡平生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》，《文物》1999年5期）。我曾撰文批评“没有举出任何根据”。最近，胡平生先生撰文作了答辩（胡平生《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》〈三〉，《光明日报》2000年4月21日“历史周刊”）。但拜读之后，更觉费解。该文仅谈字形，但所举之字，其字形无一与前述浓墨草书相似。不仅如此，我批评“没有举出任何根据”，原义并不是指字形，而是指没有举出官文书最后草书“曹”字的例证。
我曾在文章中首先指出该浓墨草书为“若”，也就是“诺”。林小安先生在两篇文章中都谈到：“若”与“诺”本为一字，“若”是“诺”的初文，“诺”是“若”的本义（《殷契六书研究》〈一〉、《殷契本义论稿》，《出土文献研究》第3、5集，1998、1999年），说明“若”即“诺”并无疑义。然后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，列举大量汉唐间官文书最后“画诺”的例证，以及前贤的有关研究结果，说明在官文书最后“画诺”为当时通行例证，最后强调：“出土文献的整理，决非孤立地认字；认字之外，还必须考虑是否符合文义，是否符合典章制度。”（均见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》，《文物》1999年9期）但是，胡平生先生的答辩，还是停留在字形上。其实，正如前贤所指出的；任何制度都有其延续性。古代官文书最后的“画诺”，延续到现在就变成行政公文最后的“画圈”，意思相同，都表示知道和认可。如果古代官文书确实存在所谓“批曹”之制，那么现在行政公文亦应有其遗留痕迹。譬如：给某处、某局、某部上呈公文，这些处长、局长、部长在该公文最后分别“批”上“处”、“局”、“部”等字。然则，有其例乎？又有其理乎？显然，所谓“批曹”之说，无论古今，都是绝对不能成立的！
我们今后从事走马楼简牍的研究，还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。而探讨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仅靠认字释文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结合传世的历史文献。也就是采取以“纸上之材料”（传世文献）与“地下之新材料”（出土文献）互为证据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。当然，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推测，只是这种推测必须合情合理，合乎文义，合乎典章制度，合乎历史发展规律。
 |
